杜君立
  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的历史无疑是最为源远流长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历史作为一种话语权，在数千年里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的转移和衍变，最后留下了一部皇皇巨著的“二十四史”。
  “作史固难，读史亦难。”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从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到其他各种别史、杂史和野史，一个人即使穷经皓首，也读不完这么多历史。仅“二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除非像吕思勉这样的历史研究者（吕将“二十四史”通读了三遍），对一般读者来说，这样的正史难免会让人望而却步。
  同时，这些高文典册的历史大多出自文人史官之手，并非为一般智识的普通民众而作，阅读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便出现了大量的民间说史和写史，即“演义”小说的兴起。《三国志》属于正史，《三国演义》则将历史民间化和文学化了，就社会影响而言，前者根本无以望后者之项背。“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
  对任何一个历史写作者来说，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播久远，所谓“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其实牵扯到“文”与“史”的差异性。文史既相通又相异，历史小说不同于真正的历史，小说偏重于情节营造，历史偏重于真实性。“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分之。”因真实性可疑，这种似驴非马的历史演义小说往往为学者所诟病，章学诚指责《三国演义》“创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后世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
  一是乏人问津的所谓“正史”，一是真假难辨的各种“演义”“戏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历史始终陷于“贫困”，以至于鲁迅先生说：“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奇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近代西风东渐，大学兴起，中国结束帝制，走向民主，历史才开始在中国重新复苏，梁启超提出“新历史”之说。在这场历史启蒙运动中掀起一股“历史热”，留下许多名篇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
  蔡东藩（1877—1945）一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又接触过许多现代新思想，精通经史诗文，这使他对历史、国家和民族有更现代、更深刻的认知。他坚持历史的真实根基，“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虚，语惟以俗”，这或许是对同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一种呼应。即使在今天看来，蔡东藩对写作的这种孜孜追求也不过时，即“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
  从1916年到1926年，从40岁到50岁，陋室孤灯，蔡东藩在浙江乡下写了整整10年。从《清史演义》始，先后写作了元史、明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两晋、前汉和后汉等通俗演义。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完成了这部长达600多万字的中国通史，从秦汉到民国，历史跨度长达2000多年。
  在某种程度上，蔡东藩对中国历史写作的贡献足可与司马迁相媲美，说他是“现代司马迁”也不为过。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50余万字的《史记》叙述了自黄帝到西汉的三千年中国史，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正好从前汉开始，这种衔接不仅是主题内容上的，也是历史精神的继承，即历史从官方到民间的回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与传统的历史通俗小说不同，蔡著采用的完全是专业历史写作的方法，重史轻文，注重真实和考据，无一事无来历，孤证不立。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涉猎，更离不开洞隐烛微的思辨精神，写作《元史演义》时他就参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这是史家才有的严谨，“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史论总被视为历史写作的点睛之笔，在“历朝通俗演义”中，除过一些历史知识的注释，还有大量的蔡氏史评作为批注。这自然会让人想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今年恰逢蔡著《清史演义》（“历朝通俗演义”第一部）首次出版100周年，历经百年巨变，其光辉仍不可磨灭，正如替蔡续写《民国演义》后四十回的许廑父所言：“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事实上，“历朝通俗演义”自出版以来，便一直畅销不衰，但蔡氏本人却贫寒一生，仅以行医教书为生。这就是一个真正写作者的历史和命运。
  （说明：文中所引用文字非特别注明者，均出自蔡东藩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