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民众们兴奋与悲伤交织的场面，我知道，他们被伤害的太深了，这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过倭寇的祸害，我们没有能力杀死全部的倭寇，但是至少可以为他们寻找到一个发泄的对象，而这些人，就是发泄的对象，要是以后能把冈村宁次这样级别的倭寇将领抓来，倒是最好不过的。
  这段路很长，但是我们却觉得很短，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校长和宋美龄夫人的身影之后，我才惊觉，这段路，这段属于我们的荣耀之路，已经走完了……
  场面安静下来，万众瞩目之下，在离校长大约两百米的地方，我们齐齐下了马，我们应该要走路过去觐见校长，然后献俘；但是没想到校长和宋美龄夫人也在同时快步走来，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校长笑眯眯的说道：“你们上马，上马！”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为何，校长笑眯眯的看着我们说道：“此次万家岭大捷，虽然毙敌数量和战斗之胜利不是自开战以来最优秀的一次战斗，但是却是我们第一次得以生擒倭寇之最高指挥官的战役，此次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你们为国家挽回了莫大的颜面，替国家争了光，让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抬起了头；本该重赏，可惜国家困难，没什么好东西拿得出手可以奖励你们的，觉得很对不住你们，所以，就有我和夫人为你们牵马，以示表彰。”
  我们四人顿时大惊，齐齐制止；我第一个制止了校长和夫人：“校长，夫人，此事万万不可！我等在前方浴血奋战，是军人的职责，是军人应该做的事情，若是让您和夫人为我们牵马，那岂不是以下犯上，有失礼仪，此事万万不可！”
  薛岳将军紧随其后：“委座，夫人，云海将军所言甚是，此事万万不可！”
  俞济时将军和张灵甫大哥也出言制止：“委座，夫人，此事万万不可！还请委座、夫人三思！”
  校长摆摆手：“你们在前线不要命的战斗，难道我和夫人连这么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到吗？况且现在是民国了，不兴那一套上下之说了。你们上马！上马！”宋美龄夫人也笑着说道：“能为民族英雄牵马，这还是我等的荣幸呢！你们上马吧！不要拘束！而且你们看，这么多人看着，你们还是快一点吧！”
  这么一来，连我也无话可说了，我们互相看了看，而后翻身上马，校长点点头，笑眯眯地站在我和薛岳将军的马匹中间，牵着两条缰绳，慢慢的往前走，宋美龄夫人则是站在俞济时军长和张灵甫大哥的马匹中间，牵着他们二人的缰绳，往前慢慢的走。这个时候，掌声再度响起，欢呼声再度响起，鞭炮声也响了起来。
  我们要一直走到方才校长和宋美龄夫人所站的地方，然后把俘虏压到公审台上，接受在那里等候的几位大法官的审讯；其实这样的审讯也只是作秀而已，不过是为判处他们死刑而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堵住西方国家的嘴巴而已。
  这段路程虽然只有二百米，但是在我们看来却比两公里还要漫长，走起来也是如此的心惊胆战，我总是担心被我们绑住的那些倭寇军官会暴起伤人，所以一直看得非常的紧，生怕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这段短短的二百米的路程，走的我是终身难忘。
  到了地点，我们翻身下马，把马尾巴上的绳子解开，把绳子交给靠近的宪兵，宪兵押着他们前往受审台接受大法官的公开审讯，而我们则是站在了校长和夫人的身边，一起做旁听者；审讯的过程我是不在意的，我们也都不是很在意，我们在意的，是审讯的意义，那是多少年来，我们第一次审讯侵略者啊！
  我们身边站着的都是国府的大员和大将，还有外国公使，我们没有坐着，而是站着，看着这场审讯；大量的百姓们围着革命广场，争先恐后的目睹这场中华民族的盛事。
  “云海啊！你们做的很好！做得很好！”校长的面上除了高兴还是高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校长是如此的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高兴的程度，远远超过过往的任何一次；我轻轻地说道：“这些都是学生应该做的，不值一提。”
  校长摇摇头，看着被宪兵们牢牢控制住跪在地上的松浦淳六郎几人，轻声说道：“你知道校长为什么这样高兴吗？你还记得民国十六年的济南惨案吗？”
  我说道：“是二次北伐的时候，倭寇出兵干涉北伐的事情吗？云海记得，那一次，济南无辜民众死伤近万，全是被倭寇杀死的，北伐军也死伤不少。”
  校长点点头，说道：“就是那一次，校长最后是绕道，绕过了济南，再行北上的；你可知道那个时候校长的心里是何等的悲愤？我们的军队，不能保护我们的民众，却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倭寇杀死，而后什么也不能说，绕道离开了，那一次，校长哭了一夜，校长在心里给日本下了死刑的罪名，可是校长无能为力。
  十年以后的如今我们都无法和倭寇正面抗衡，何况是十年前？若是那个时候一个不小心开战，恐怕就真的麻烦了，虽然在国际干涉下我们不会亡国，但是却会更加耻辱，所以与此战败后更加耻辱的被倭寇侮辱，还不如忍气吞声，不让倭寇找到滋生事端的理由，避开他们；校长多少次的梦里都回到了那个晚上，校长不停的问自己，自己做的对不对，今天，云海，你告诉了校长，什么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校长知道，自己做对了，云海啊，谢谢你。”
  我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也算是为了那些惨死的济南人报了仇吧！校长，此次大捷，可不是云海一人的功劳，也不仅仅是薛岳、俞济时和张灵甫三人的功劳，是全兵团的功劳，校长，此次，您可要不吝赏赐啊！”
  校长点头说道：“那是自然的！”
  说着，大审判结束了，其实我们用的都是中文，而倭寇听不懂，只不过谁也不去管这个，只管给他们下罪名；而后，借以大法官商讨定罪事宜为借口，八十四个倭寇被宪兵押着跪在地上跪了一排，以此为背景，请来了许多的文人雅士上台发表演讲；蔡元培先生第一个登台演讲，接着闻一多先生，梅贻琦先生，还有林徽因女士也被邀请登台演讲，气氛被推到了高潮。
  最后，校长作为国家元首，被邀请登台演讲。
  巨大的掌声响了起来，校长朝着大家挥手示意，点点头，表示自己愿意登台演讲，随后慢慢的走向了审讯台上，也没什么演讲稿之类的，就是即兴演讲，我还记得当年校长的那一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演讲，宣告着我们对日本的正式作战开始，而如今，校长又会说些什么呢？
  “距离我们和倭寇之间的正式开战，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已经有一年多了；一年以来，我们和倭寇相继在平津，上海，国防线，南京，太原，还有目前的武汉等地，展开了数次大的会战，我们投入的兵力，也不下一百余万了，杀死的倭寇数量，也该有三四十万了，可以说，以我们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实力对抗日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可以取得这样的战果，已经是出乎预料的了。
  我们和日本之间，也算是世仇了，从前清的甲午之役开始，我们和倭寇断断续续的打了近五十年了，当然真正的战争开始，还是在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东北事变开始，距今为止，也有七年了，七年里，我们和倭寇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都是我们落于下风，被倭寇逼着签订了许多的条约，于是很多人都骂国府无能，骂我蒋中正无能，软弱；对于此，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想说，一我们国家的现状和实力，在如今，和倭寇对战尚且落入下风，要是放到七年前呢？
  当然，我明白，政府对于倭寇的政策，一开始是比较软弱的，那是因为我们是个弱国，我们不能贸然的和一个工业强国开战，要是一个不好，那就是亡国灭种的境地，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拖，能拖多久拖多久，顺便寻找外援，建设国家，为抗击倭寇做准备，七年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建设了很多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有了那个底气正式和倭寇开战，诸位不妨想想，若是七年前我们就和倭寇开战了，现如今，我们还能站在这里，召开这次公审大会吗？
  诸位大多都是读过书的，自然明白政府的国策，先安内，后攘外；自古以来，这都是兵家用兵的第一准则，若不安内，何以攘外？国内尚且不平静，贸贸然的和倭寇开战，结果前线打的正酣，后方起火，两线作战也是兵家的大忌，何况是对付倭寇这样凶恶的敌人？有些人，对于政府的国策进行曲解，到处宣传，到处演讲，到处游行，却不顾忌此亘古以来之准则？此实为荒天下之大谬！
  面对倭寇这样的外来侵略者，我蒋中正不免要背上不抗日的罪名，但是我愿意背负这样的罪名，只要我们能和倭寇晚一日开战，晚一日开战，我们的胜算就越大！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一直拖下去，就一直软下去，就一直忍让下去！去年我说过，要是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早在数年前，政府就下定了和倭寇开战的决心！而且从未动摇过！
  我蒋中正不怕虚有的罪名，因为一旦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什么人抗日，什么不抗日，这是一目了然的！如今，我们打了不少的胜仗，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诸君可曾听闻那些请愿抗战的游行？真的到了最后时刻，哪些人是英雄，哪些人是狗熊，那也是一目了然的！我蒋中正不敢妄称英雄，但是我们中国，是有英雄的！这些倭寇的战俘，就是这些英雄们浴血奋战抓回来的！他们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民族英雄！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一起审讯这些倭寇的战犯，这是民族的盛会！是民族的神圣事业！在这里，我不仅仅是要告诉全国民众，也是要告诉倭寇！既然仗已经打起来了，那么就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了，就要打下去！不论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就算是十年！也要打下去！
  无论如何，就算是我们丢了武汉，也不会停止抵抗！大不了我们退到重庆，丢了重庆，就去成都！丢了成都，就去西昌！无论如何，就算是打到亡国灭种，也要打下去！我们决不投降！绝不屈服！无论到何种情况，只要不把倭寇打败，我们就一直打下去！无论是何种挑战，我们中华民国，愿意奉陪！”
  校长伸起自己的右手，紧紧地握成拳头，左手叉腰，挺直腰杆，大声地喊道。
  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因为我完全被校长折服了，被那段精彩的讲话折服了，我完全记不清楚那时的情况了；我只能通过后来的评论，结合着仅存的记忆。回想当时的盛况。
  “这是一个可怕的民族，一个可怕的国家；我可以断言，中国早就不是一个地理名词了，自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刻，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重生了，上帝，但愿我们永远不要和这个国家发生战争，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英国大使。
  “有些人觉得，日本会是最终的胜利者，但是看到了这一切，我觉得，我们应该推翻这个结论，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只要日本不把中国人全部杀光，那么就永远不能得到胜利，而把中国人杀光？上帝，我宁愿相信上帝不存在。”——法国大使。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中国政府是无能的，是软弱的，但是从今天以后，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坚强的政府，他的领导人，是一个硬骨头的领导人，日本选择了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国家作为对手，那是他们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美国大使。
  “日本早就错过了时机，他们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仅仅是战争的胜利，至少应该在三年前或者四年前开战，而现在，我只能说，他们在做本世纪最愚蠢的事情，没有之一。”——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西方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