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兆铭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并且宣布汪兆铭为“民族之敌”，当“遗臭万年”。
  是夜，我找到了校长，向校长提出派遣杀手赴越南并且杀死汪兆铭的要求，校长沉默了许久，对我说了一段话：“汪兆铭，和我斗了十几年了，但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国家，当然他也爱自己的国家，这是不可否认的；他的想法，是最后的情况无论如何，我国都是战胜国。”
  无论如何，我国都是战胜国？
  汪兆铭的想法，是这样的吗？他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救整个国家吗？
  校长到底想说什么？我国胜，自然是胜了，汪兆铭另组政权，日本胜了，这个政权也就胜了？可是他考虑过倭寇对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吗？就算倭寇不便于直接吞并整个中国从而扶持一个傀儡政权统治中国，那么中国也在实际上不复存在了，被倭寇统治了，这样的结果，是他希望的吗？
  “当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要把这一套做得更加完全，云海，你去和雨农商量一下，让他派可靠的人手去办这件事情，雨农晓得分寸，不会坏事的，我就最后帮帮我这个老对手吧！估计以后见面的可能是不大了。”临了，校长说了这么一句，顿时我就愣住了……
  后来，在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日，戴雨农派去的杀手潜入越南河内汪兆铭等人的住宅，刺杀汪兆铭等人，或许是汪兆铭命不该绝，是夜汪兆铭夫妇正好与曾仲鸣夫妇换了房间，于是曾仲鸣夫妇成为了可悲可笑的替死鬼，双双死亡，汪兆铭夫妇则全身而退。
  我没有再理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我将会愧疚一辈子，或许我们都欠他很多，即使他所希望的或许他做不到，不，是一定做不到，但是他能够这样做，想来，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吧……
  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即将到来的大战当中。
  武汉之役结束之后，第三战区敌后游击非常频繁，第九战区全力整顿野战军，准备跃马横刀，攻击倭寇的咽喉。如果第五战区响应于江北，形成强大的战略攻势，倭寇的第十一军就有兵败武汉之险，冈村宁次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要铲除这个威胁，占领南昌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于是他在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便开始调兵遣将，补充兵力，重建了第六师团和第一零六师团，准备要铲除这个巨大的威胁。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到要趁着倭寇整顿军队而无暇出击的档口出击倭寇的运输线，将武汉的倭寇活生生的全部饿死；但是由于在那个时候，我们实施了一个政策，那就是将军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作战部队，一部分是游击部队，一部分是休整军队，一年十二个月，四个月一个轮回；按照具体的情况，这一批的整训部队要在二月底完成训练，所以在那之前，我们没有开展再度的攻击，万一引来倭寇的更多部队而我们无力抗衡，那可就糟了。
  但是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倭寇也准备好了，我们已经打算展开再一度的作战了，休整了近四个月，也够了！
  赣北属于第九战区，第九战区的代理司令长官是薛岳将军，罗卓英将军以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的名义负总责指挥此次作战。
  南昌城四面环山，前依赣江，后倚抚河及锦江，河流纵错，丘陵绵延，按说易守而难攻。但是，南昌城在赣江下游，鄱阳湖畔的三角洲上，是湘、赣、浙的水陆要冲，浙赣铁路与南浔铁路就在南昌交会，向塘公路与京湘国道衔接，国民政府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把公路线修得四通八达，正便于倭寇的机械化部队进攻。更重要的是，倭寇攻取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更可以截断浙赣铁路，使我三、九两战区陷于孤立状态。
  罗卓英将军自然不是平庸之辈，京沪之役有他，当时他率领军队在罗店接防我军，代替了一百师和倭寇大军战斗了十个昼夜，自身损失惨重，连自己都受了重伤，却死顶着不下火线，和倭寇血拼，一直沉到了我军再度整训完毕，那个情况，我还历历在目。南京防卫战也有他，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也有他；可以说，罗卓英将军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战斗，是个百战名将。
  但是，让他守卫南昌，手里的部队却有些捉襟见肘。赣北方面防卫部队主要是武汉会战时由前线撤下来整补的久战疲惫之师，此时于赣北一面整补一面布防。赣北共有两个集团军，一个是南昌方面沿修水右岸布置的罗卓英将军自己的第十九集团军，这个集团军下辖五个军共十三个步兵师，以鄱阳湖为依托，沿修水一线展开。武宁方面是王陵基将军的第三十集团军，是属于川军一系，辖三个军共八个步兵师，在修水左岸一线布防，衔接第十九集团军的战线。另外，还有一个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这样的军队，对上倭寇的精锐师团，我觉得还是有些少；虽然倭寇的几个师团都遭受重创而被迫重建，但是倭寇士兵的素质，就是新兵的素质，也不是我军士兵可以比得上的，他们的士兵拉上战场就能打仗，而我们的士兵却还差了许多，所以两支新兵对上，我们几乎就是必败无疑。
  防线的配置上，罗卓英将军上报的方案是采取一线展开的传统单线布防。对此我提出质疑，他虽然拥有二十一个步兵师，但是，因为每个正规步兵师仅能负责三到六公里的正面，罗卓英将军将所有部队摊到第一线，才勉强将长达百余里的战线填满，这样一来，连预备队都没有了。这样庞大的兵力却没有战略纵深，倭寇如果从一处攻破，全线就溃败了。倭寇师团的战斗力可是远远超过我们的一个师的，只有几个整编军的师级军队可以和倭寇师团相抗衡，但是罗卓英将军手里没有整编军。
  对此，我向校长请示过后，给薛岳将军发去了电报，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薛岳将军调一支或者两支整编军的师级军队给罗卓英将军加强布防，否则倭寇一旦突破一处防线，就糟糕了；薛岳将军回电称，兵马大多都在整训和布防其他区域，实在是抽掉不出更多的部队了，而且对于此，罗卓英将军做了补救措施。
  罗卓英将军除了沿修水而设的第一阵线之外，并利用地形在南昌城外的天然屏障抚河区域筑有复杂的阵地带，第一线阵地带纵深两公里左右，阵地编成完整。在阵线规划上，罗卓英将军利用赣北地区的山丘与湖沼依势布防，要让倭寇在修水右岸正对南昌进攻之际，被逼着只能局限在永修方面一道十余公里的狭窄正面。这样的手段让我颇为赞赏，虽然我心中依旧有着一些些担忧，但是我们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给罗卓英将军了。
  我的一百军被称为了御林军，人称“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出战”的宝贝军队，这让我颇为恼火，不过校长对我说，这也是对我的一种保护行为，我的军功太盛，已经引起了全军上下的普遍不满，所以他们急需表现自己，而我在这个时候，是要急流勇退的，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其他部队，这样才能缓和军中的情况。
  校长的想法也没错，中国就是这样，想当年一代军神李靖就是因为军功太盛，引得程咬金，秦琼等人不满，最后只好退出军界，退居二线，不再出战了；英明如唐太宗李世民尚且不能改变这个情况，又何况是现在的我们呢？再者，一百军作为一支我国的杀手锏，只要不出动，就会让倭寇感觉到莫大的压力，让他们时时刻刻警惕着一百军，从而不敢出动过多的兵力而不防守武汉，这样无形中也就牵制了倭寇相当一部分的兵力。
  于是我只好放弃了率领一百军十万雄师开赴战场的想法，继续训练军队，担负起了第一厅副厅长的责任，帮助校长处理政务，制定战略战术，遥控指挥作战，开始做起了统帅而非战将，这段时间我的成长和蜕变，是十分有利与日后的战斗的，我想，这也是校长希望看到的。
  但是南昌战役的发展，却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三月十七日，倭寇先下手为强，分为三路，进攻南昌；左路，一一六师团村井支队配合海军陆战队从鄱阳湖背面直扑吴城；右路，新组建之第六师团由若溪向武宁东北的守军第七十三军和第八军展开攻击，这其中第八十九团的官兵在棺材山和倭寇肉搏，整个团拼到最后只剩下五个人生还，其场面感天动地。
  最狡猾的中路由整补和重建完毕的一零一师团和一零六师团为主力，在重武器的配合下，先是佯攻徐家埠，等罗卓英将军分兵驰援徐家埠的时候，他们便在虬津地区强渡修水，然后兵分两路，一零六师团直下安义，右切奉新而后左转包抄南昌，一零一师团也同时杀到了生米街，左路海军陆战队则过了吴城沿赣江南下，至此，南昌三面被围。
  三月二十七日，三十二军沿浙赣线退守进贤，南昌随之失守。倭寇进占南昌，达成了他们的战略目标，减轻了武汉所面临的压力，扩大了安全区域的存在，使得冈村宁次可以喘一口气，减轻一些压力了。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倭寇抢先展开进攻。国军与倭寇军队在南昌地区展开激战。然而，从三月十七日到三月二十七日，我国守军十天便丢失了南昌，罗卓英将军遭受到了巨大的挫败，南昌守军受到重大损失。损兵五万余人，倭寇损兵二万余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和战术失误。
  战后，我做出了总结，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注意到中路的一零一师团和一零六师团进攻徐家埠的时候，竟然迟迟没有攻下徐家埠，两个师团数万人的主力，竟然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徐家埠，徐家埠的守军只有他们一半的兵力！战力不强，没有理由会这样，只是我们当时都希望可以守住，所以忽视了这个关键点，导致我们的判断失误，使得倭寇有路可循，一举突破了防线，快速的夺取了南昌。
  冈村宁次的战术水平极高，指挥能力在倭寇军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强悍，倭寇的军力也是一如既往的强大，所以我们忽视了这个细节，导致了全体的溃败，这是我们全体军人的失误和失败。
  对此，我们感到了莫大的耻辱，这是对我们全体军人的侮辱，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侮辱，在主动的情况下还遭受到了这样的溃败，固然有倭寇军力和武器强悍的原因，但是我们的失败也不全是因为如此；是故，四月中旬，校长亲自下令，一定要夺回南昌，责令第九战区立刻制定战术，夺回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