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把当天大侠哥填报过的内容，俩人在远程用口头又重复了一遍。小姐姐客气而又疏远，周到而又滴水不漏；全程声音软糯可口，特别好听。兰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耐心地跟着她，一条条内容仔细地口头重复。
  按照兰泽以往的经验，国家部门在合作中都挺厚道的，一般不坑人。
  但如果个人关系不过硬，人家也不会直接提示，怎么干对私人最有利。举例而言，他要是不认识储达侠这位老兄的话，上哪找核工业部内部的合作申请书去？
  核工业部的文员小姐姐和兰泽仔细确认过申请书的填写内容准确无误。之后，兰泽收到了几个相关实验组的公函和私函。
  首先是生物实验组的联络人，性别未知。采用官样格式的公函，找兰泽了解兰泽的资历、对新的核污染微生物的设想，以及现在进行的工作阶段。
  兰泽一一做了详尽的汇报。
  对方在搞清楚了兰泽是个崭露头角的微生物设计师，但不能自己下实验室操作之后，合作实验组很快被拆解成生物大组下面的小组。
  生物实验组下面细分的三个小组，微生物组，分子工程组和耐受组的负责人同时给兰泽发了联系函件。
  在一番函来函往之后，兰泽和那帮人很快敲定了合作方案。
  事实上，兰泽设计微生物，一直只限于提供核苷酸代码和实际合成微生物的操作方案。真正把微生物做出来，他还需要找实验室帮忙。现在，分子工程组把这活揽了下来。兰泽没意见，活找谁干都是干，只要价格合理，不用他多花钱就行。
  分子工程组没提钱的事，兰泽也没问。
  微生物组负责饲养这些小生物，记录生命活动。这个分工也很合理。
  耐受组的设备正是兰泽的一揽子测试用实验需要的，所以做微生物核辐射耐受的系列实验交给耐受组来主持，兰泽提供实验方案。兰泽和几个实验小组都表示同意。
  正式的合作方案是以核工业部下属的生物实验大组的名义，和兰泽个人之间签署的。
  两方各执一份电子正本；并提交商务部存档，发送给储达侠（申请人）过目。
  兰泽的核污染微生物已经推演到了一大半，他按照要求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专利申请号。这些专利，按照约定，将免费授权给核工业部内部的科研活动方面或者实际应用方面使用。如果专利使用涉及到第三方，必须对第三方授权，否则以侵权论。
  按照合作方案的约定，双方每个月互相通报一次工作进度。
  第一个月，部里的工作进度吓了兰泽一跳。
  这个月的进度主要是实验审批和拨款。审批通过，拨款到位，各实验组对核污染微生物才能进行正式的工作安排。
  拨款已经下达给了各个相关的工作单元。每个实验组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单元。微生物设计师，也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单元。在这个合作案中，微生物设计师，并不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研究组团队，而就是兰泽本人。他只有一个人。所以，给微生物设计“团队”的这笔款子，会在约定日期打到兰泽的私人账户，由他全权支配。
  对于兰泽而言，这笔钱，来得有点惶恐。
  因为，金额太太了。相对于个人的各种日常支出来说，这就是一笔巨款。
  兰泽非常不放心。虽然他签字的合作方案中，没说他的专利被买断，但是他总担心字里行间的什么奇怪地方，暗含着他没看明白的隐藏条款。如果他在合作中提供的那一堆专利被买断了，以后他自己在设计中想用都没法随意使用，只能等着别人授权；万一人家就是不授权呢，那他也就不用在这行干了。这实在涉及到未来几十年他的饭碗问题。
  于是，他找生物实验组的联络人反复确认，合作双方也就是国字头的核工业部和他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对方那位性别不明的联络人不胜其扰，反复用文字对他解释，他提供给核工业部的技术只是使用授权，并不是卖给部里了。但是兰泽再深入地问下去，联络人也说不清楚法律问题，只是反复向他保证，拨款没问题，双方协议更加没有问题。
  联络人后来被逼急了，把他甩给了部里的文员小姐姐。就是最初联络他的那位。
  声音好听的小姐姐，一开始也是那套说辞。后来她也有点急躁了，给兰泽讲了几个娓娓动听的励志故事。主要内容都是天才科学家苦尽甘来，终于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赏识，在合作中发了大财；所谓“金鳞本非池中物”，一朝风云际会，随即头角峥嵘，遨游天际，名利双收。她说的科学家除了名字不一样，受苦受累的方式有差别，发达的路线都是一样的。小姐姐借此告诉兰泽：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合作，一直都是这样没有节操，大大地撒币。
  她一说故事，兰泽就更不肯轻易相信了。漫天飞舞粉色肥皂泡的故事，就和做梦一样。
  国家就是爱给钱，这一点，兰泽姑且在表面上勉强接受了。那么，他向小姐姐追问：给多给少的依据是什么？款项的多少，究竟是谁安排的？
  小姐姐明显松了一口气。说话的声音都变稳定了。
  她解释说，有受雇于商务部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按照以往项目的实际花费数据来评估研究经费。在正常情况下，研究拨款需要能够保障独立的项目工作小组在几年之内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项目开展工作。根据历年数据绘制的拨款－产出数据曲线，确定当前最合适的拨款数额。对于兰泽这种只有一个自然人的科研民间合作方，小姐姐说，首先，一个人的情况比较少见；其次，在历年的案例中，只有一个人的合作方背后，往往也有一个团队需要生存；再则，因为开创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往往十分艰难，经费短缺造成的断崖效应十分明显，因此国家科研经费拨付的惯例，是不允许拨款低于警戒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