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难题分别是：首先，吴佩孚此举虽然是为了国内安定，和平解决内乱，军阀纷争，但是在他北撤之时并不能保证南方的军政府和湘军一定会感激他此举，如果他们乘机追击吴佩孚的军队，则退兵遇击，必定凶多吉少。
  其次，身为皖系的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在兵力上比吴佩孚多出三、四倍，如果他想趁吴佩孚北上之时彻底消灭直系这只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为皖系独霸中华扫平阻碍，一定会阻截吴佩孚所帅大军，扼住北上咽喉，对大军一举围歼的。最后，同样不可忽视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开拔所需巨额费用。
  费用问题在其他军阀那里也许会有多种解决方式，如从政府那里或是老百姓那里筹款。但是对于公开违抗北洋政府命令，擅自撤防的吴佩孚来说，已经断了政府军费支持这条路。而军纪严明的吴军，这一师三旅更是不会扰民，强行征收，所以这笔巨额费用实难落实。
  但是，这一切都难不倒吴佩孚，他并不听从北洋政府的决定，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魄力，早在三月中旬就已亲率三名独立旅长，王承斌、阎相文和萧耀南，跟广东军政府七总裁代表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闽的代表钟才宏，外加滇军唐继尧代表韩凤楼、桂军陆荣廷代表朱兆熊，签订撤兵协定。
  此举除了解决了吴军撤防的后顾之忧，并且，吴佩孚还凭借着他过人的操控全局，以及政治的运筹力从广东军政府代筹了60万元毫洋的开拔费。更绝的是吴佩孚还利用这个撤兵协定威胁张敬尧，以自身背后的粤、桂、湘军做后盾，敲打他明白与自己抗争的下场。
  这招果然厉害，吓得张敬尧不敢对吴佩孚有所举动，随后吴佩孚又用七百多名军眷侦窥视探，在他们过长沙北上之路上一切顺利，张敬尧竟然毫无拦截之意。在洞察了张敬尧并无阻止自己的意图后，吴佩孚果断决定北撤。
  “陆远，你此次奉玉帅之命赴湖北联络湖北督军王占元，一路上可要万分小心.如今不比往日，很多皖系的人因为玉帅的撤防决定，对咱们都十分忌惮，我担心这路上不会太平。”穆少凌在火车站送别将要赴湖北执行任务的陆远，两人皆穿了便服，虽然陆远还带了一个军官同行，但是作为生死与共的老朋友，穆少凌还是在仔细分析眼前的形势后，为他此去的安危担忧。
  “呵呵，少凌何时也开始为我这个在你眼里不正经的人担忧了，嗯，放心！我会安然回来的，只是去通知王督军到时接应咱们大军而已，你不必过多担忧。你不是说我精明狡猾嘛，我是狐狸还会那麽容易让猎人抓住？不过玉帅这招远交近攻的棋确实走得不错。
  另外，玉帅还给曹锟去了电报，请他在河南那边部署好，这样我们沿途经过的湖北、河南都没有任何阻碍。参谋王伯相也被派去保定整理以前的营房等咱们回归，玉帅处事果真谨慎持重，咱们没跟错人。”陆远虽然对此行心底也不免有所担忧，但是面对如今的大好形势，还是更愿意相信他们终将取得成功。
  “嗯，现在想来很多事仿佛是注定的。当初我们的太上皇段祺瑞本来很想结交玉帅，对他委与重任，两人同为廉洁之人。吴佩孚治军严谨，纪律严明，生活较之其他官员简朴无华。段祺瑞一生做人信条是“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享誉于世。
  两人性情相投本应和谐共处，互为知己。谁知偏巧有徐树铮这号人物，怕咱们玉帅在段祺瑞面前抢了他的风头，危及他在皖系的权势，设计让吴段两人相互误会，皖系因此错失玉帅这个天生将才，太可惜了。”穆少凌想到这里不禁感慨到人生的无常，要是当初一切顺利，那么现在势必是皖系更占上风，玉帅也许就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了，而自己所听命的人不知将换做直系中的谁。
  直军中的各项北撤事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陆远虽早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将大帅分派下来的任务谨慎完成。可是，这年三月底皖段采取了紧急措施对吴佩孚的队伍进行分途防堵，致使吴军撤防北上之路并不顺利。
  坏消息接连而至；先是段祺瑞特派自己的亲戚，“援川总司令”吴新光，移师河南，为驱逐河南督军赵倜，取而代之做准备，此举不仅阻断了曹锟和吴佩孚以及长江三督的联系，更是意在阻挡吴佩孚的去路。
  另一个坏消息就是回到保定的王伯相急电通报吴佩孚，第三师以前在保定的军营已经全部被徐树铮的边防军占了。意味着他们的老巢已经无法回去了，边防军已经有所行动。
  虽然照此说来吴佩孚的三师一旅此次北撤所要面对的不仅只有张敬尧、还有吴新光、徐树铮这三路大军的拦阻，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吴佩孚面对如此困境却并未退缩，而是妥为策划，逐一破解，刚硬血性不屈的品质尤为显现。
  最终不仅保住了赵倜河南都督的位置，还为曹锟献上连横之计，将北洋军阀政府内部的矛盾激化。用徐世昌和靳云鹏对段祺瑞任由徐树铮胡作非为，独断专行的不满加以巧妙利用。使徐世昌和身为皖系的靳云鹏为己所用，同直系一起抗争皖系段徐。
  另一招妙棋既是吴佩孚深知笼络了徐世昌，则经他一手提拔，曾经是他部下的奉天督军二十八师师长张作霖，一向尊敬老长官，重情义，将来必会成为直系可以联合的举足轻重的强大势力。而奉军不论是从兵力还是军械，装备上都在全国位居第一，如若真正结盟，皖系必不是他们的对手。
  直系同皖系必有一战，表面上看是长期的政治主张分歧引起的，实则是直系不满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独霸政坛，特别是段祺瑞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从日方那里筹集军费，与日方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