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英殿中正在奏事的两员乃是中书侍郎李峤与礼部侍郎张说，所进奏的主要是今春科考事宜。
  经过朝廷多年的大力推广，科举诸科已经发展得甚具规模，到了今年应考诸科的贡举人数也是连攀新高。在见到礼部呈送已经注名应试的举人名单时，圣人自有一股天下英才俱入吾彀的欣喜。
  虽然应试举人已达新高，但朝廷过去数年也积攒了丰富的科举经验，特别开元初年先后将科举进行糊名制并转为礼部筹办这两项重要的改革，到如今早已经形成定式，今年也不需要再作什么大的调整。
  虽然眼下科举还没有正式举行，但从去年入秋开始，诸州贡举人便开始陆续入京，到现在也在京城中厮混多时，不乏一些才学有成者已经脱颖而出，声名颇受传颂。
  过去数年，朝廷针对科举屡有杜绝达官显贵加以干涉影响的规令，所以如今的干谒之风并不怎么盛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应举的士子们无从显耀才学，像从去年秋里便开始举办的各种文会，以及翰林院所主持的华文馆也应时蹭热点的编修了几卷当年应举士子的诗文精选。
  特别是后者，从开元五年编修至今，已经被誉为是礼部科考的风向标。大体上只要诗文能够选入其中，那在科举考场上只要发挥正常，便会大概率的应试及第。
  像是第一年的诗文选粹，便涌现出名动两京的《应制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乃乐府旧题，早年圣人微时便有著新，只得两联四句，但已经是气象非凡。
  之后常有时流因之续写，拟以应制为题，也都频出佳篇。随着时入开元，更成了一个士林文坛中长盛不衰的诗文游戏，凡所稍具诗名的才流，几乎都有应制春江诗作。
  这么多才流参与，春江题再想出新惊艳已经殊为不易。而就在开元五年，吴中应试举子张若虚再有新篇问世，同样是以圣人故题续拟，可谓是文采富丽、意境绵长。
  这一首《应制春江花月夜》一经面试，便广受传颂，特别是获得了时任太常少卿的诗坛领袖沈佺期的激赏，认为与圣人故题文辞意境最相统合，盛赞为此篇一出，余者春江笔可以悉数停止。
  更有传言说，当年就是因为沈佺期对张若虚的欣赏，所以才奏请朝廷由华文馆编修举人时文选粹，而张若虚也果然在当年便应试及第且名列前茅。因此在士林民间，这每年精选的诗文选粹又被称为春江榜。
  民间各种传言真假参半，但有关此事倒也基本符合事实。
  当年圣人以两联四句《春江花月夜》勾引着沈佺期帮助自己翻新《万象》大曲，可以说是获取到了步入人间的第一桶金，沈佺期也因为从龙于微而仕途显达。
  但官场上的得意仍然不能弥补《春江花月夜》的遗憾，毕竟这是他与圣人君臣情谊的开始与见证。圣人搁笔不续，而时流凡所续笔虽然也不乏美篇，但总觉得颇违圣人旧句的气韵。
  李潼还记得，当年沈佺期在坊中得闻已经传颂开来的张若虚春江诗后便惊喜不已，甚至在傍晚时分还返回皇城，将全诗录下并连夜送入大内。
  春江诗究竟怎么回事，李潼自然是心知肚明。
  他之所以只开了一个头便搁笔不写，也是希望能给后辈留一出头之日，张若虚此题究竟何时拟出他也并不清楚，但眼见到在自己的启发之下于应举当年便全篇面世，他也为此欣喜不已，更有一份穿越千年与古人诗文结缘的奇异感想。
  所以当夜他便召见了沈佺期，并同意其人请奏凭诗文选粹助少辈扬名的请求，也是希望籍此帮助提携张若虚一把。
  只不过张若虚虽然诗才富丽，但文辞却有欠庄谨，而当年主持科举的陈子昂又是倡导诗文革新的先锋人物，对春江诗这一珠玉不甚推崇，便将当年集英馆出身的韩休点为了进士榜首。
  但无论如何，张若虚凭此一篇《春江花月夜》，也成了江南士林的代表人物，因其诗而衍生出来的华文馆春江榜，更成了盛传一时的佳话，不复再有落寞于当时的际遇，也算是圣人借其诗才的回报。
  今年的春江榜诗文选粹也已经选定付刻，虽然没有出现《春江花月夜》那样惊艳传世的名篇，但各类入选诗文也都精彩纷呈。
  张说今日入宫奏事，也带来了华文馆所挑选出的诗文底稿。这其中评价比较高的，乃是一篇述事的骈文，名为《开凿大庾岭路赋》。
  这一篇赋文，讲的是广州都督刘幽求在岭南开凿山道的事迹。大庾岭乃是岭南五岭之一，虽然山势并不雄奇，但却丘陵绵延，热瘴林密，是岭南特别广州与内地交通的一大障碍。
  秦汉之际，此地便有关名横浦关，秦末赵佗据此叛秦、建立南越国，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亦从此关杀出。南朝东晋与刘宋之交的天师道之乱，同样也是据此关防起事。南朝梁侯景作乱建康，陈霸先自大庾岭杀出平灭其乱，并创建南朝陈国。
  大庾岭虽然不如北方诸关隘那样声名盛极，但与岭南局势之安危也是密切相关。
  哪怕到了大唐年间，许多时流仍然将此关岭视为岭南第一险途，诸如此前遭贬岭南的宋之问，便有《题大庾岭北驿》《早发大庾岭》《度大庾岭》等一系列相关诗作，更在诗中将“度岭”比拟为“辞国”，认为大庾岭以南近乎异域。
  开元五年，刘幽求出任广州都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加强岭南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
  刘幽求到任之后筹措两年之久，才在开元七年组织岭南唐番百姓、并在地方大族的支持下开凿大峪岭山道，历时两年山道始成，自此之后大庾岭不复沟岭绵密，车马可以畅通无阻。
  这一篇《开凿大庾岭路赋》所述写记录的正是这一事迹，区区几千字的文赋，上溯秦汉之关岭险恶，以及开凿大庾岭山道过程的辛苦艰难，一直到山道贯通后岭南士民因此得利的欢欣鼓舞，的确称得上是论述翔实，描写深刻。
  张说见圣人捧卷细读这一篇文赋，便也笑语说道：“此文伴州官治境安民壮举而生，文笔雄健，为事增彩，古今之殊异、前后之利弊皆翔实道来，已经颇得南朝庾信赋史之古韵，又无庾某好为艳笔之夸诞纵情，可谓是文题中正，意达上等。国朝兴治，虽岭南远疆亦能有此珠玉投献于朝，开元文治之盛，亦验此一斑！”
  南朝庾信文笔壮丽，就连张说本人都有诗赞其“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更被后人称颂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的骈文巨匠。
  可是现在张说这个庾信的小迷弟评价这一篇出自今届举人的文赋，居然言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见对于这一篇文赋的欣赏。
  不过在看到这一篇文赋的作者后，李潼对张说所给与这么高的评价也不觉得意外，毕竟两人在原本史上就颇有交集与渊源，文赋作者张九龄，正是张说的干孙子，更是张说政治与文坛声望的继承人。
  历史上的张九龄，号称盛唐最后一位名相，更是大唐宰相风采气度代表人物之一。其人虽然出身岭南大族，但岭南人在大唐的政坛整体上都乏甚存在感。
  张九龄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除了本身才能气度的确超人一等之外，更重要的便是获得了张说这个文坛宗主与当朝宰相的赏识与提拔。
  历史上张说对张九龄的提拔可谓不遗余力，不独借助自己文坛上的影响力为张九龄扬名，积极的向玄宗举荐其人，这一份交情更延伸到私情上，以同族而叙昭穆。
  张九龄对张说的赏识自然也是投桃报李，在张说与姚元崇的权力斗争中便积极冲在一线、毫不惜身，张说去世后更亲自执笔、拟写墓志，署名族孙。
  当然真正让张九龄成为盛唐名相的也并非两人之间的私情，张九龄虽然循张说而见显，但当成为宰相后，还是超越了张说的影响力，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作为。特别其人谏杀安禄山却不获玄宗应允，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时更让时流感慨张九龄识人之明。
  李潼对于张九龄自然是印象深刻，不仅仅在于其人史书中的形象，更因为张九龄这个名字早在之前便不乏人向自己提及。
  如今开元几位宰相，王方庆、李昭德、刘幽求等都曾先后担任广州都督。禁中君臣偶尔闲话时，李潼或会问起岭南地表有什么出色人物，几人也都不约而同的讲到了张九龄。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张九龄出身岭南显宦人家，所以才在少年时代便有机会同广州都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产生交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子自幼便聪颖早慧、学养不俗，否则几位宰相也不会对远在天南的一个州官之子印象深刻，乃至于转达天听。
  特别是眼下仍在广州任上的刘幽求，在去年贡表之外附书一则，就是比较正式的向圣人举荐，书中言道此子虽然功名未著、但请圣人勿以常材后进审之。
  张九龄不独诗文见壮，甚至对岭南政治也颇有匡见，在刘幽求开凿大庾岭山道之际，其人便暂充幕僚，积极奔走联络岭南诸豪强宗社，如此用工繁重的一项工程，没有在岭南造成民怨沸腾，张九龄上下联络沟通之劳也是颇有助益。所谓天南入贡，海陆时料之余，此员亦可称一珍。
  唐人爱赏评时流俊彦，且言辞不乏夸大，诸如狄仁杰年轻时便被称许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刘幽求对张九龄的评价则是天南一珍，倒也颇得时代三味。
  有了大臣们频频提及，再加上原本历史的记忆，李潼想不注意张九龄都难。
  这个还未有功名出身的广东小青年，还没有入京便已经简在帝心，因为错过了去年秋贡入京，李潼甚至还传令广州市舶司具车一驾、专送张九龄入京应试，也算是表彰他在开凿大庾岭山道所做的贡献。
  当然，这件事只有受命诸员知晓，李潼也并没有对外宣扬。毕竟张九龄眼下只是一个岭南贡举人，若恩眷太盛、人尽皆知，势必会影响到科举的考选结果，对其他贡举人而言是一个打击，对张九龄也未必是好。
  且不说张九龄已经得到圣人的眷顾，倒是张说这个历史上的伯乐并不知已经被人挖了墙角。
  他自安南都护府归朝后，便历任台省官职，与张九龄之间全无交集。但宿命的力量仍然强大，哪怕仅仅只是看到张九龄一篇赋文，便表露出极为欣赏的态度，可谓是王八看绿豆，但却不知有人已经先下手为强。
  此时听到张说对张九龄赋文的激赏，圣人却板起脸来正色说道：“国家所制典选科举，自是才流汇聚、人共竞艳。选司凡所当直，只需就案论事，不当以案外杂声充斥选则！华文馆所制时文所可赏鉴，但功名考授仍定于礼部试中，切忌通案混淆、有干公允！”
  张说闻言后连忙点头应是，心中却有些疑惑圣人对这个名为张九龄的举人感官究竟是喜是恶，而来日就案监考时，他究竟是要凭才取人，还是要循圣意取舍？
  他并不知这也是圣人对他的一个小小考验，想借此看看他是否已经具有进入政事堂的资格。
  张说也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典范，永昌年间制举夺魁、惊艳河洛，凭一己才力突破了家世的不足，获得许多时流名臣的欣赏。进入开元后，在朝则历任台省，在外则经治地方，可以说是皆有建树，到如今资历上也已经足堪拜相。
  但不同于宋璟的入朝便立即拜相，李潼对张说还是有所保留，不是因其才能有逊，而是因为这家伙太聪明了、以至于原则性不够强。
  眼下开元政治井然有序，倒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凭张说的才能资历，拜相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早是晚，区别却很大。
  眼下的张说，年纪还不到四十，但时誉已经颇著，在士林文坛中的声誉已经威胁甚至将要超过李峤这位老国手，即便此际拜相，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但张说为人灵活、社交能力极强，壮仕之年便高居宰执的话，一旦原则性与自律性稍逊，就非常容易滋生朋党、逾越本分。
  这也是李潼一直对其且用且防的原因之一，如今内外事务日渐繁多，他的确需要执政能力极强的臣员待在政事堂。诸如钟绍京等旧人虽然忠诚可靠，但在能力上却有逊色，所以即便拜相也往往担任并不长久。
  如今政事堂几名宰相，也不是李潼理想中的最佳组合，像户部尚书姜师度，明明已经位居宰执，但却仍然有欠执政全局的视野，所关注最多的还是天下州县何处可以修埭通漕，偏科的严重。
  宰相这个位置不止要沟通上下、作为帝王与朝廷沟通的桥梁，也要具备全盘的视野与通辨的能力，才能上如果有所短板，就会加倍的彰显出来。
  过去几年政事堂官位轮换也有多员，但真正称职的却是不多，能够得一个中否相间的评价已经算是客气。这还是因为有圣人总揽大局，天下由乱转治、国力蒸蒸日上的大方向所导致的，宰相们的政治之功则就体现的不够明显。
  过去数年，朝廷的执政脉络是从最初的由乱入治、恢复生产，再到重修武备、向外开拓，扩增财源、修律修典，到如今，内外都已经没有大的危患，或者说一些隐患都已经潜伏下来，难以再直接的察辨出来。
  这样的局面，其实需要执政的宰相们拥有更强的能力，才能见微知著、从小处察觉并杜绝隐患的发展。
  张九龄之所以能够成为开元最后一位名相，就是因为在他执政期间，能够从盛极一时的开元盛世当中洞察到许多的积弊与隐患，并在之后的年岁中一一应验爆发出来。
  只可惜那时候的开元政局已经不复最初的开明包容，君臣承平享乐、讳疾忌医，没能进行系统性的自我纠错。
  李潼虽然不失居安思危的觉悟与精神，但他毕竟高高在上、久居禁中，很难完全体会民间的疾苦，所以也就需要宰相们正谏匡扶，才能给世道局面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因此对于张说，李潼也就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才能之外，更看重其品德是否有了长足长进。张说归朝数年，一直都在考察期中，这一次主持今年的科举，便是一次阶段性的考核。
  至于说截胡张九龄这个张说的干孙子，也不只是纯粹的恶趣使然。
  能够得到前后几位宰相的欣赏举荐，张九龄才学自然已经颇有可赏。得到圣人的关注后，更不需要再走原来的老路、投身张说门下。
  李潼是打算将张九龄培养为张说的竞争者，在未来无论是政坛还是文坛，都逐渐的将张说给取代掉，自然容不得两人相见两欢、其乐融融。
  张说自然不知圣人这一番思路，他还没有真正上位，便给他准备了一个宿命之敌。若是知晓了圣人这一想法，怕是少不了要感怀圣人的用心良苦。
  延英殿奏对完毕之后，李峤与张说便起身告退，而早已经在侧厢等候多时的宋璟也被宫人引入了殿中。
  “臣叩见圣人！”
  宋璟趋行登殿，先作大礼参拜，直至殿中响起圣人口称免礼，这才缓缓抬起头来，及至见到圣人正一脸亲切笑容的垂眼注视着他，神情便又不免激动起来，再作稽首道：“旧者使命出京，天颜一别经年之久，臣幸不辱命、归来再拜，窥我主上盛态如昨、音容不损，感恩苍天、庇我明主，唐业壮盛、盛斯一身……”
  李潼听到这话，不免大笑起来，终究还是感情深厚的老同志让人感动啊，久别重逢，旁人或许感慨世道之变迁、君威之日盛，唯有宋璟感动于圣人还是跟当年一样帅！
  当然这话也不只一人说过，但从宋璟口中说出则就显得更加动听，因为在他口中讲出才更像是事实。
  “昔年情事，亦常萦绕怀中。但今眼望卿，却已经不是故态。宋卿身系重任，使远繁劳，匡社稷于边土、复唐威于东胡，国肥卿瘦，增损之间，让人感动啊！”
  李潼站起身来绕过御案，亲自将宋璟搀扶起来，君臣对望，彼此眼神中都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
  待到各自归席，李潼才又问起一些平灭粟末靺鞨的细节。
  虽然说早年张仁愿入朝的时候，辽东方面的东胡问题已经颇有改善。但是乞四比羽所率领的粟末靺鞨仍然滞留海东，且背后还有新罗人的暗中扶持，一些高句丽与百济遗也都向彼处靠拢，靺鞨人的势力一度壮大到十万户之巨。
  宋璟到任之后，虽然也在积极征讨靺鞨贼众，但当时东北并非大唐主要用武之地，加上乞四比羽得到新罗的暗中支持，一直游遁于海东与大同江南北高句丽故地，始终抓不到全歼其部的机会。
  一直到了开元七年，事态才迎来了新的转机，新罗的孝昭王英年早逝，但却并无嗣子继位，只能求访大唐，希望大唐能将作为质子的王子金隆基遣返册封。
  当然，金隆基也并不是新罗国王的唯一选择。新罗奉行骨品制度，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圣骨早在多年前便已经断绝，自武烈王金春秋之后便都由真骨家族继承王位。
  虽然一部分新罗贵族仍然希望武烈王金春秋后嗣为主，毕竟新罗是在金春秋父子手中完成了半岛上的统一。但也有一部分新罗真骨家族认为武烈王世系享国已久，如今既然绝嗣，那便是天夺其眷，并不想将金隆基迎回，而是由其他真骨家族继承王系。
  因为新罗内部发生的混乱，一直到了开元八年朝廷才接到新罗所投递的国书。
  当然在此之前针对新罗的内乱也已经有所商讨准备，为此甚至叫停了向漠北郁督军山出兵的计划，以泉玄隐与黑齿俊这两个高句丽与百济遗民的代表为使节，护送新罗王子金隆基归国继统。
  彼时朝廷已经做好了唐罗之间再开始大战的准备，宿将杨玄基、张九节等也都各领河北人马奔赴营州待命，靺鞨人的存在反而成了一个次要问题。
  然而这一场唐罗大战终于没有打起来，毕竟高宗年间唐罗之间之所开战，一者在于新罗国内群情统一，二者还有百济与高句丽故地的巨大诱惑，第三大唐还身陷与吐蕃交战青海、两线作战的泥沼中。
  可是如今大唐边疆无事，反而新罗国内陷入了没有君主的内乱中。最终，唐使还没有抵达大同江以南，新罗国中的政斗便以亲唐一派的胜利而告结束，群臣北向趋迎大唐所册封的新王。
  金隆基归国继位之后，有鉴于国情仍是不稳，再加上也亲眼见到营州数万唐军陈戈待征的场景画面，于是便上书朝廷，以德薄力弱、难辖远土，恳请朝廷再于大同江以南重置熊津都督府，而熊津都督府所辖便是百济故地。
  大唐在攻灭高句丽与百济之后不久，便与新罗之间围绕这两国故地展开了长达七年的唐罗战争，最终迫于两线作战的压力，大唐接受了新罗的入贡请罪、结束了这一场战争，同时也算是承认了新罗对两国故地部分占有的事实。
  不过这一次因为新罗内乱，新罗王金隆基全凭大唐的扶植才能归国继位，为了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又不得不将此前所占有的成果吐出，百济故地再归大唐掌控之中。
  大唐虽然重新设置了熊津都督府，但又在百济故地与新罗接壤的区域设立了一个临海郡国，以新罗贵族金朝隐为临海郡王。
  这个金朝隐同样是武烈王金春秋的后嗣，其父金仁问常年留唐，甚至在唐罗战争期间还一度被高宗皇帝封为新的新罗王。现在大唐助其析地立国，自然也是为了保持新罗的持续分裂。
  没有了来自新罗的扶持与帮助，靺鞨余寇便也没有了继续折腾的余地和空间。
  在营州都督宋璟步步为营的持续逼压之下，其生存空间逐渐收缩，终于在去年初冬之际，唐军探知到乞四比羽老巢所在，一战将之围歼，结束了自契丹叛乱以来持续近十年之久的靺鞨之乱。一度让圣人警惕不已的渤海国，终于被成功扼杀在萌芽之中。
  “此役授首贼酋，乞四比羽以降凡十数人等，另有阵前受缚多人，目下已经在押营州，只待朝廷遣使降罪惩戒。首恶诸员以外，另有粟末靺鞨并诸东胡杂部三万余户，亦需妥善安置……”
  一场战争结束，仍有大量的首尾要跟，特别对于收复领土与民众的管理，更关系到战争的成果能否长久保持。所以在讲到这几万户靺鞨战俘的安置问题时，宋璟也是不免神情严肃。
  李潼闻言后便又询问道：“有关这一事则，宋卿可有良策构计？”
  宋璟多年担任营州都督，对此自然不乏思考，听到圣人的垂问，便即刻说道：“靺鞨本非新患，旧置营州，役使之余，亦不乏赐田授地之恩，之所以仍然易躁难驯，不在于民不可教化，而在于其所领户宗主欲壑难填！臣攻入贼营时，所见士无甲、民无衣，丧乱饥馑，老少难活……
  生熟诸胡，之所以胡性深在，在于其所督统诸酋欺上虐下，凡此诸类仍在，便难移风易俗、从善教化。此诸类圈民为畜，截挟王命，若不加根除，纵有德治布施，亦是枉设，天恩独揽而下民倍怨！
  若必欲招纳群胡，需绝其封建世统，编户纳之。不需厚币良田，虽三亩薄业亦倍余旧所生计，散附州县，可补耕垦生力之不足。胡性散漫，聚必生骄，若有所瞻首，则必更躁，风俗难易，久则必乱！
  不能以我中华之法统摄，虽千万之众，亦需围而杀之，不遗祸于后世子孙！三年革弊，三年易俗，三年教化，积事九年，若仍冥顽不灵，此天弃其类，错爱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