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一顿，崇祯又说道：“所以朕有意想要简化税法，与民方便，也与朝廷方便，更使胥吏贪官从此难以从中食利。”
  听到这话，在场的朝廷大员顿时警惕起来。
  张慎言也变得神情俨然，这可是百年大计！
  税法改革，自古以来就不容易，每每伴随着流血事件。
  身为首辅，张慎言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劝谏：“启奏圣上，税法改革乃是百年大计，不可不慎不可不察，老臣以为当三思之！”
  孟兆祥也附和道：“唐之两税法，本朝之一条鞭法，变法之初都自称是与民方便，但最后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民非但不得其便，反而负担更甚。”
  刘理顺也附和道：“臣也以为一动不如一静。”
  没有一个大臣支持。
  所有人都反对崇祯改革税法。
  甚至就连朱慈烺也是反对的，只是没说。
  这个结果早在崇祯意料之中，毕竟古往今来的每次变革都伴随着血雨腥风，而结果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但是崇祯并不着急。
  因为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清除。
  当下崇祯又接着说：“如果朕跟你们说，要废除包括丁税在内的所有杂税，只保留田税这一种正税呢？”
  “啊？废除所有杂税？”
  “徭役折色也废除吗？”
  “只留田税一种正税？”
  “这这这，这样能行？”
  “国用怕是越发短缺哪。”
  这下属实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
  没想到圣上的税法改革是这样的改革。
  仔细想想，嗯，好像还挺不错，至少百姓方便了，朝廷也方便了，负责征税的胥吏也没有了食利空间，因为田税是有数的。
  不像杂税，可操作的余地很大。
  比如均徭折色，怎么摊派就是里长和胥吏说了算。
  若看你不顺眼，胥吏可以让你家年年都摊上均徭，保证程序合规。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大明税法，大明税法分三类，第一类是田税，也即正税，就是官田亩征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亩征三升三合五勺，宗室藩王和皇亲国戚得到皇家恩典，可以免征正税，但是官员缙绅名义上还是要缴纳正税。
  但也只是名义上，实际上官员缙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操作，通过诡寄、飞洒等手段达成不缴税的效果，诡寄就是将自家名下的耕地挂靠到别人的名下，飞洒就是把自家耕地分散转嫁到别人头上，让别人替他缴纳正税。
  所以除了没有人脉关系老实巴交的农民，缙绅豪族、皇亲国戚还有宗室藩王就没有一个正经缴税的，开国初期因为权贵少、农民多，问题不大，但到了王朝末期，土地大量集中到不用纳税的权贵手中，税源就会大量流失，财政就会出问题。
  明朝税法的第二大类是丁税，也就是人头税，大明本来是没有丁税的，在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后，将徭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摊入田税之中，另一部分则按人头征税，而且妇女儿童有优惠，本意是想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事与愿违，最终结果是田税增加了，徭役仍旧照缴，还额外多出了一个人头税。
  这中间有正丁、半丁及余丁，反正标准不一。
  标准不一就给了征税胥吏以及有关系的缙绅豪族很大的操作空间。
  明朝税法的第三大类是徭役，就是官府强派给老百姓的各种差役，比如到衙门、驿站、码头等地当差供使唤等等，张居正一条鞭法后以丁银形式按人头征收，但是在张居正死后没过多久徭役便又卷土重来，但是不再派差，只缴纳银子。
  老百姓没银子怎么办？只能拿粮食换，这中间又被有粮富户盘剥一道。
  所以到了明末，税法搞得越来越复杂，老百姓的负担也是越来越沉重。
  要想减轻百姓的负担，办法只有一个，废除所有杂税，只留正税，标准也要统一。
  对于崇祯的这个改法，多数官员其实是赞成的，只是担心改不好，最后岁入锐减一大截不说，百姓负担也不见轻。
  当然也有官员持反对意见。
  有侍郎言道：“丁税自商君创立至今已经征收了两千年，徭役则更古老，圣上为何说废便废？赋税乃是国之根本，岂可如此儿戏哉？”
  “因为丁税及徭役折色本就是最为荒唐可笑之税。”崇祯大声道。
  “国朝之初，人少地多，人人有地耕，太祖钦定之税额也是极低，百姓自然是家家户户都负担得起丁税及各种徭役。”
  “及至后来，藩王宗室、皇亲国戚乃至于缙绅豪族大肆兼并土地，而人口又益增，此时百姓名下之可耕地已然极少，乃至于无地，朕倒想请问，无地百姓拿什么来缴纳丁税及各种瑶役？拿他们的儿女抵税吗？”
  多地多缴税，少地少缴税，无地不缴税，这才公平。
  抛开土地谈缴税，那是耍流氓，耍流氓的王朝活该灭亡。
  当即又有侍郎言道：“无地可以佃种，打下粮食即可以完税。”
  “好一个可以佃种！”崇祯怒形于色道，“佃种倒是不用缴纳田税，但是佃租却高达五成甚至于六成七成，仅剩的粮食湖口尚且不足，又哪有多余的缴纳丁税？更何况还有各种徭役的折色，所以老百姓才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被逼无奈才会揭竿而起。”
  又有侍郎言：“有丁税及各种徭役折色时，国用尚不足，圣上若废除丁税及徭役，国用岂非是更加不足，如此则万事皆休。”
  “此言大谬。”崇祯冷哼一声道，“国用不足不是因为税种定少了，而是因为只有少地或失地百姓在缴税，而那些坐拥良田万顷乃至于几十万顷的缙绅豪族却不用缴一分钱税，所以国用才日见短缺，诸事才会日见不济。”
  朱慈烺不失时机的说道：“父皇的意思是，今后凡大明耕地，无论拥有者是何身份，无论藩王宗室，无论皇亲国戚，无论缙绅豪族皆需一体纳粮，是吗？”
  “除了镇兵名下恩赏田，其余皆需一体纳粮。”崇祯道，“但只需缴纳田税，丁税以及徭役折色一概废除，至于征税定额，就按照太祖钦定之标准，官田无论熟地生地，一律亩征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无论上等下等，一律亩征三升三合五勺。”
  顿了顿，崇祯又接着说：“完税时可以直接纳粮，亦可以用银票完税，用粮食完税时一律按照官斗，不得用大小斗，用银票完税一律按官价，严禁私自加征火耗，地方州县更不允许擅自摊派，违者严惩不贷。”
  这就很大程度堵死了胥吏的操作空间，减轻百姓负担。
  大明朝大概有七亿亩地，即便是按民田征，每年也能征收2345万石，按官田，更是可以征收3745万石，按现在江南的粮价，那就是5617万元。
  这么高的岁入，足够维持两京一十三省政府机构的运转。
  原本还要养兵，可现在军队有内务府供养，这就更没问题。
  为免刺激官绅，崇祯没有说官绅一体纳粮，而只说凡大明的耕地必须一体纳粮，这样文官们情感上会更加容易接受。
  特权这种东西容易上瘾，没人肯轻易放弃。
  本来，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一出，在场的文官肯定群起反对。
  但是有了前面的那一出，在场的文官接受起来就容易得多。
  其中的道理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场的文官以及他们的亲族宗族都挨了罚，名下的田产不是充为族产，就是按照官田纳粮，凭什么别人可以例外？
  尤其是南方的缙绅士族，凭什么他们仍可以享受免税特权？
  要缴就一起缴，大家都按官田缴税，这样才公平，才公道。
  张慎行率先出列附和道：“此税法乃真正便民之法，老臣以为可行。”
  “臣等附议。”孟兆祥、刘理顺紧跟着出列，吴麟征犹豫了一下最终也出列附议。
  吴麟征心下当然不愿意，我们南方官绅又没有犯错，凭什么跟你们北方官绅承受一样税负？但是没办法，谁让南方的大臣少呢？
  “好。”崇祯欣然点头道，“下次大朝会之时将此税法写入皇明祖训。”
  写入了宪法，再想改变就没那么容易，就算后世出了一个不肖子孙，想给皇子或者国舅国丈免税的特权，也很难办到。
  ……
  君臣说话间，火车已经行驶到八里桥。
  此时的八里桥早已不复当初的焦土状，或许是因为多了尸骸的滋养，草木生长得越发茂盛，真郁郁葱葱。
  铁路并没有从八里桥上过，而是另修了一座钢架桥。
  钢架桥的设计理念当然也是崇祯提供，再由大明数学院兼物理学院的院长帕斯卡负责设计，从北京到南京所有的桥梁都是钢架桥。
  包括横跨长江的长江大桥，也是钢架桥。
  不过崇祯也不确定长江大桥能不能架起来。
  设计上应该没问题，就看施工能不能跟得上。
  又过了没多久，火车便缓缓驶入通州火车站。
  车厢里的大臣们便又把注意力转回火车本身。
  【就本书而言，这点农业税已经是微不足道，但毕竟是大事件，必须有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