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一处，小高王总要细心地询问民夫们是否准备了冬衣棉被，每天的吃食可还足够。
  此时已是晚秋，眼瞅着就要入冬，若是后勤不能得到保障，谁知道要冻死多少人。
  好在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错，并不存在所谓衣不蔽体的现象，在民夫大营的某个角落，越来越多的民夫聚集。
  高澄在众人面前许诺，战后未来一年内，民夫们的家庭都可以获得免税特权，田亩租金也将得到适量的减免，若是出现死亡，家属会得到抚恤，因伤致残失去劳动能力，也会得到朝廷的奉养。
  在民夫们山呼海啸的欢呼与赞誉中，高澄再次去往下一处。
  太昌九年（540年）十月初三，初冬时节，随着高欢登将台，面对二十三万余大军一番慷慨陈词，痛陈国家分裂之害，并为将士们许诺重利，东魏第二次西征就此拉开帷幕。
  高澄领三万五千京畿大军及一千亲卫先行，随军的还有十万民夫，而军队中，以高敖曹为前军，慕容绍宗、斛律光、侯渊、刘丰、尉兴庆等各领其部随行。
  高欢则亲自统御二十万并州胡继后，随军将领有斛律金、窦泰、彭乐、潘乐、斛律羌举、斛律羡、薛孤延、莫多娄代文等等，而高欢、高澄父子共同的心腹陈元康，高欢有意将他带在军中，却被高澄劝阻，而留守晋阳，代为调拨后续物资。
  陈元康贪归贪，但他知轻重，更重要的是其忠诚度毋庸置疑，他一个文士，没兵没将，凭什么反叛，更何况以高欢、高澄对他的信重，他也没有反叛的理由。
  蒲坂渡口，黄河滔滔，但相比较其余河段，水流已经算是平缓。
  随着高澄一声令下，民夫们开始有序架构浮桥，为京畿军以及即将抵达的高欢二十万大军渡河做准备。
  忙碌三日，六道连通黄河东西两岸的浮桥被搭设而起，哪怕河对岸是王思政派来接应的部队，高澄还是派遣哨骑先行渡河，而后铺开来检查是否有埋伏，以防宇文泰偷摸溜过来，玩什么半渡而击。
  待确认安全后，才命高敖曹等将领按次序渡河，自己与亲卫及十万民夫落在了渡河序列的最后头。
  王思政派来的小校见状，感慨道：
  “大将军谨慎，万古难觅。”
  也不知道是夸赞，还是什么，不过想来古人也没这么多阴阳怪气。
  谨慎，是高澄与高欢为这一次西征定下的基调，他们不会去追寻奇谋妙计。
  所谓奇谋，能收获巨大回报的同时，也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平添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坐拥二十三万余大军，高家父子不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他们打定主意要稳扎稳打，稳步推进，就在战场上与宇文泰堂堂正正两军对垒。
  即使是互拼消耗，让双方将士以命换命，自家都会是最后的胜者。
  哪怕战后的抚恤数额大了些，可与统一关中的价值相比，也不值一提。
  高欢在高澄渡河的当天即抵达蒲坂，等高澄在对岸集结好了部队，高欢同样下达了渡河的命令，二十万大军以及剩余六十万民夫依次渡河。
  大量的战马，已经拉运军械、粮草等物资的驮马、驴子也被民夫们牵着缰绳由浮桥上走过，这一渡就是整整两天，高欢才在西岸重新集结了部队。
  这期间，有许多人畜落水，激起无数水花，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呼救声随着大河滔滔远去，渐行渐远。
  最开始时，高澄还心怀不忍，可他也知道，这时节让人跳下黄河救人，无异于教人送死，他也只能袖手旁观，见得多了，人也麻木了。
  待所有人渡河重新集结后，高澄立即派人统计落水者姓名籍贯，若是战后还是不见他们下落，也是要把这些人列在抚恤名单中。
  不过，想来也不可能寻得见这些人的下落了，葬身鱼腹或者作为浮尸被打捞才更可能是他们的下场。
  高澄等高欢完成了军队集结以后，才继续出发，京畿军作为先锋向玉璧城行去。
  东魏自从晋阳出兵，西魏、柔然、南梁也纷纷将信息传出，宇文泰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四万八千战兵，十万州郡兵，共计十四万八千大军以及所征召的民夫屯驻灞上，等待南梁汉中援兵抵达，与之汇合。
  南梁派遣五万蜀兵经汉中北上支援，统领这支军队的是萧衍第八子，益州刺史武陵郡王萧纪。
  萧纪如今也才三十二岁的年纪，他于537年受命担任益州刺史，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
  原本萧纪是不愿去往巴蜀，与众人印象里的天府之国不同，自西晋末年至萧纪入蜀前的二百年间，蜀人反抗暴政的事件此起彼伏，蜀地战争频繁，因而又有“蜀人乐祸贪乱”的坏名声。
  待萧纪入蜀前，蜀地民众为躲避战乱，大都逃散，大量城市荒芜，而原本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僚人趁此下山，陆续迁入蜀地遍布各处。
  僚人又常被朝廷称为俚獠、夷獠，看这词汇就知道当时主流舆论对这一群体的大体看法。
  过去，蜀地官员每年要征伐僚人，靠俘虏僚人作家奴或掠夺僚人财产以补公、私之需，毕竟都把他们叫作俚獠、夷獠，一个獠字还能指望地方官员将他们当作人来看待。
  故而蜀地民族矛盾尖锐，僚人时常掀起叛乱。
  这样一个烂摊子，萧纪又么愿意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