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欢腾，是等着高澄重振江南经济，为大家分配田地。
  此前吴明彻、柳仲礼清查，收没大量士族侵占之田，尽数归为国有，却始终没有分配下去，就等着留给高澄施恩于民咧。
  江东、江州一日间改旗易帜，纷纷拥护北齐领导。
  高澄依旧以吴明彻为江州刺史，拜柳仲礼为扬州刺史，整合江东之地为吴州，以段韶为吴州刺史，治建康。
  又尊晋阳为北京、长安为西京、邺城为东京、建康为南京，与洛阳并为五京，一时间，晋阳、长安、邺城、建康四地百姓尽皆奔走相庆。
  高澄并为大肆耗费民力，而是以晋阳渤海王府为行宫，长安、建康自有宫城，也得到了保护，无需再造，只是命尚书令高隆之为营构大将军，在邺城兴建行宫，还不忘耳提面命，勿求奢华。
  至于兴建行宫的损耗，高澄打算向佛教化缘。
  江北之地，经过高澄的强势打压，佛门子弟凋零，所剩不多的老和尚，一个个都清心寡欲的在庙里诵经。
  但江南在萧衍的治理下，却是佛法昌盛。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小高王执政前，北方仅洛阳一地就有寺庙一千三百余所，杜牧以四百八十之数，指代南朝寺庙繁多，终究是短了见识。
  当年洛阳一千三百余所寺庙，高澄大笔一挥给抹个零头，如今只剩了十三所，其中一所还是具有私人娱乐场所性质的瑶光寺，力度之大，让人瞠目结舌。
  如今北方的灭佛之风，也吹到了江南，一时间各地沙门遭难。
  虽说还有不少名寺得以保留，但大量僧尼被迫还俗，纳为税户，寺院经济全数充公，佛教再不复昔日之盛。
  例如建康名寺同泰寺，早些年萧衍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同泰寺积累了大量财富。
  其中只有第一次是萧衍主动还俗，剩余三次都是官员集资将他赎回。
  分别凑了一亿、二亿、一亿，总计四亿钱。
  如今这些钱币尽数充公，运往洛阳，将熔铸为昭德通宝。
  萧纲之子萧大器、萧大心、萧大款、萧大临、萧大连、萧大春等十六人各携家眷由建康启程往洛阳安置的时候，高澄的诏书也抵达建康。
  除了人事安排以外，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禁止使用足陌钱，允许百姓兑换昭德通宝，所得足陌钱连同同泰寺的资产尽数运往洛阳熔铸。
  在统一了货币的同时，高澄在诏书中明确指出，禁止士族囤积，哄抬物价。
  当年萧衍因为市场上各类货币良莠不齐，下令南梁境内只许足陌钱流通，本是好意，却不能遏止士族贪欲，任由他们大量囤积，致使市面上流通货币稀缺，造成三十文可当百文使用的奇怪现象，仅仅是这一招，就使士族财富翻了三倍，底层民众饱受剥削。
  高澄自然不会重蹈覆辙，他在禁止士族囤积货币的同时，也担心士族大撒币，使得大量货币涌入市场，炒高盐、米、布的价格，有规定了这三类物资在民间的私人囤积数量，但凡超过标准，便算是囤积居奇，要受重拳打击。
  当然了，小高王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绝不会既不准豪族存钱，又不准豪族消费的现象。
  世家豪族们当然可以消费，但必须是制定商品，例如瓷器。
  高澄改江州昌南为景德镇，在此设瓷局、置御窑，又多建对民间开放的瓷窑，命令大臣张德兴常驻于此，监管瓷器经营。
  在高澄看来，士族的财富就应该用来购买精美的瓷器，这才是正确用途，而不是与民众争夺盐、米、布，将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炒高。
  同时高澄也从宫里拿出了许多古董字画，运往江南。
  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只因为江南货币远超市场所需，造成这种现象，高澄自己也有责任。
  当年他将淮南的足陌钱运去江南，以低廉的价格，购入大量米、布送往江北，以经济掠夺的手段，瓦解了江南经济。
  如今高澄开放足陌钱兑换，依旧坚持以含铜量为标准，等量兑换昭德通宝，其中固然能使士族得利，但更重要的是不会使底层民众破家。
  毕竟若是廉价兑换，高澄自然可以赚上一笔，但无疑又是一次对底层民众的经济掠夺。
  小高王从来不屑于刮穷苦百姓的钱，当初掠夺江南财富，那是敌我两国之分，如今江南百姓也是他的子民，自然不会掠夺自家百姓。
  段韶、吴明彻、斛律光、高季式分别在江东、江州、湘州、衡州，接连将几家藏匿大量货币与囤积盐、米、布，炒高物价的士族豪强抄家，处死其家主之后，江南士族纷纷乖巧起来。
  高澄这人当然讲规矩，但讲的是他自己的规矩，不按他的规矩来，他就不跟你讲规矩。
  江北士族几乎人尽皆知的事情，如今江南豪族才明白过来，或是带着钱币去往景德镇，争相购买瓷器，或是高价收购高澄运来建康的古董字画。
  随着大量足陌钱从江南被运往洛阳熔铸，江南经济得以恢复，盐、米、布等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也下降到了正常水平，江南百姓无不为高澄歌功颂德。
  加之均田制被移植到江南，四州刺史为贫苦民众分配田地，受益之人都打心底将自己当作了齐人，将过去梁人的身份抛在了脑后。
  至于市场被炒热，价格居高不下的精美瓷器、古董字画，这些东西价格再怎么昂贵，也伤不到贫苦百姓，相反，还能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