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一次，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派遣出去，再加上船只制造的开销，多出几次就已经是相当大一笔钱了。
  更不用说为了迎接神仙的到来，汉武帝还命人修建各种宫、观、殿、台、楼——如此看来，司马光说的“内侈宫室”也没错，因为不光是给神仙建新房，元封元年的封禅期间，沿途的郡国都要提前修缮宫殿和道桥。
  封禅期间不光是修建的成本高，周游全国，所到之处皆有赏赐，花费的布匹数以万计，金钱更是数都数不清。
  这种铺张浪费，为成就个人功名的行为，放在它所处的历史背景下虽然可以勉强理解吧，但是如果汉武帝能够和他的爷爷汉文帝学一学的话，大概西汉的盛世，还能够延续地更长远。
  汉文帝和他这个花钱如流水的孙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位多年，不为自己修一处新的宫殿，也不添置任何奢华的家居，明明坐在一个没有人可以对他颐气指使的高位上，却依然践行着对自我的严格约束。
  爷孙俩的谥号也因此遥相对应，一个孝文皇帝，一个孝武皇帝。
  迷信带来的影响不光是大兴土木一类的间接影响，还有更为直接的一种。
  元光三年，黄河决堤，放我们现在来看，这种情况一定是不惜一切代价去疏通治理，以保证下游民众的生产生活。
  但是古人迷信神鬼，以为这是上天降下的责罚，汉武帝起初还是想处理一下的，可当时的丞相建议道：“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汉武帝于是就去问了方士的意见，并听从之，决定不再治理此事。
  这次决堤对未来二十年的下流流域内的农业生产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是他们还傻乎乎地以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也就这么过了下去，没有做出有用的对策。
  这还只是农业生产上，回到朝堂政治上，神鬼之说也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反噬饲主。
  汉武帝用天人之说来说服藩王向自己臣服，这却也反过来成了他们反叛的缺口。
  淮南王刘安就是靠着一个彗星的传说揭竿而起，虽然被汉武帝的铁骑无情镇压了，但是也不难看出天赋皇权下潜藏的隐患——只要造出令人信服的神话故事，民众便能被简单地欺骗过去。
  更不用说秦汉时期的这种方士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封建迷信吃人的例子即便是到了今天，在新闻报道中也屡见不鲜。
  对汉武帝本人来说，所有这些疲民之患的显露，都不是那么的直接，直到晚年轮台罪己他才真的意识到方士全盘都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幸而及时地脱困。
  而引起他这一次反思最直接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巫蛊之祸。
  这也是他对巫蛊迷信给他带来最大的反噬。
  有关巫蛊之祸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也有人说是汉武帝在老年得子后，生了易储之心，才故意整这么一出，以此废掉太子刘据，换上宠妃新生的小儿子。
  这种推论也有他的道理，但是主播不敢苟同。
  汉武帝曾经和卫青说过，他多年内外征变，是为了能够让后人拥有一个更便于管理的帝国，因此才不得不劳民伤财、兴师动众。这样的帝国所需要的下一任继承人，正是像太子这样敦重好静，能安民安国者，才是最合适的。
  他的原话比主播的描述更令人动情：“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这一番话言辞恳切，不像是敷衍卫青，应当是汉武帝心中确实有对未来的进一步构想。
  汉武帝不仅仅是当着卫青的面夸赞刘据，他实践起来也处处透漏着对太子的欣赏。
  当时的法律严格，任用酷吏，而性情宽厚仁慈的太子常常提出平反之见，深受百姓爱戴，但是负责刑罚的官员就不开心了。
  因此卫皇后嘱咐刘据，要顺从父皇的旨意，不要太露锋芒。汉武帝得知后，反而夸奖刘据做得对。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在父辈殷切期望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继承人，可这样一个众望所托的太子殿下，却因为当朝盛行的巫蛊之风，为奸人构陷，永远地停在了征和二年的秋夜里。
  这股妖风能成长成这个被有心人利用害死太子的地步，也是因为汉武帝一次又一次的“纵容”。
  从元光五年，陈皇后巫蛊案被废，再到征和二年，公孙敬被揭发在皇家专用路上埋巫蛊之木偶，诅咒汉武帝，连坐了一大串儿人，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罪名引发的后果有多恐怖。
  于是乎，这种认罪的方式，很容易就被有心人想到，这可以用来害人呐。
  这时，我们西汉人见人打狗见狗咬的奸臣——江充也该登场了。
  也不光是江充一个人，还有苏文等等一系列的帮凶，可以统称为江充黑恶势力集团。】
  可惜元狩四年，江充还没有成为汉武帝身边受宠的臣子，这个时候他大概还在赵国，可能都还没长大成为赵王的门客，还只是个小娃娃。
  汉武帝和群臣在脑中搜寻一片，都没有找到这个叫江充的人。
  “朝中可有此人？”
  “不曾听闻，若是和如此歹毒的小人共事，那才真是倒霉！”
  “好在还未出仕，若是天幕能告知此人方位，早日除之，便能拯救太子殿下了。”
  太子年少，但已展现出仁厚与智慧，一时间花园里太子正统的支持者们议论纷纷，只听了天幕的情绪渲染，便恨不得将这帮奸佞小人拖出来千刀万剐。